《百年中国》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制作于2000年，总制片人陈晓卿。下面是烟花美文网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百年中国解说词，仅供参考。
百年中国解说词篇一
开篇：
20世纪，正从我们的视野中慢慢消失。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个从屈辱走向自豪的世纪，眼泪与欢笑都在我们心间;这是一个从贫弱走向富裕的世纪，乞求与满足我们全都记忆犹新;这是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世纪，善良与宽容是我们永恒的情怀;这是一个从专制走向民主的世纪，呐喊与探寻是我们不变的性格;这是一个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世纪，战争与和平我们曾历尽沧桑……
穿越一个世纪的风雨，让我们做一次深情的回望。20世纪正渐渐远去，那一幕幕交织着中国人痛苦与欢乐的瞬间却变得越来越清晰——
100年的中国，经历了无数的狂风巨浪，每次他都在痛苦和奋起，在烈火中涅盘。
站在新千年的门前，中国人终于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终于可以从容规划未来，一百年了，中国的容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绚丽灿烂。历史是一条割不断的长河，我们不妨将时针倒转，回到19世纪，回到20世纪的前夜，那是一个黎明前的漫漫长夜。
那时候，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时针的节奏依然缓慢，南船北马、男耕女织是中国千年不变的风景，这是一个勤劳而朴实的民族，这是一个正在经苦难、正在苦苦乞求的民族，从世纪初留下的影像资料看，我们可以感受100年前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生存姿态。当时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长城环绕着北中国，从19世纪中期以来，这个巨大屏障的防卫功能开始丧失，这是当时中国正在萎缩的版图，割地赔款成为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痛苦与屈辱，长城无声地经历着风霜雨雪，无声地见证着一切。国力衰败而统治者却在享受人间的奢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耗尽了大清王朝建造北洋海军的全部费用。当这座石坊静静地卧在昆明湖上的时候，中国的海疆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平静，硝烟弥漫在中国的天空，炮声震惊着封闭的中国，当20世纪悄然降临的时候，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什么呢?
第一集：风雨世纪初
①新世纪
光绪二十五年，腊月初一。和往常一样，紫禁城里显得异常宁静。光绪因病破例没有去圣母皇太后慈喜面前请安，早朝更是在两年前就取消了。这一天，是公历纪元1900年元旦。
在地球的另一端，新世纪正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在意大利，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罗马歌剧院正在上演普契尼的新作“托斯卡”。剧中的爱情故事，感染了千万观众，风靡一时。在法国，万国博览会如期举行，它向人们展示着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在美国，经济学家用“繁荣的恐惶”来形容经济的上升势头。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和北美洲，不到一个半世纪，昔日的田园小镇已经成了工厂与都市。“进步”成了人们深信不疑的信条。
进入二十世纪，人类的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摄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用它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纪录下来。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当年时髦的机械。第一代的摄影机，同样为我们纪录下了世纪之交的中国。从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一些当时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开埠半个世纪的上海，正在成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天津的这段老城墙，一年后，在八国联军逼迫下被迫拆除。北京的出殡场面，显示着天子脚下的排场和奢侈。广东是大多数外国游客登陆中国的第一站，此前六十年的鸦片战争，就是从这里引发的。在香港，外国人喜欢的交通工具是中国人抬的轿子，他们享受的是古老中国的舒适，英国人已经在这里统治了半个多世纪。
一百年前大清帝国的斑驳影像提醒我们：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正越拉越远。
这一年春节之前，北京下了一场雪。瑞雪兆丰年，这场雪，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
②黑暗的政局
这是从景山顶上俯看北京的镜头，大清朝的统治中心平静中显出一种威严。256年前，满族人从东北入关，占领了这个都城，并由此出发，奠定了自己的江山社稷。
1900年1月24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立十五岁的溥隽为大阿哥，也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这个意在废除光绪的讯号，引起中外舆论的普遍关注。决定的总策划是慈禧太后。自1873年垂帘听政之来，她一直是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在她手中，中国失去了边疆的大片国土。当时名义上的皇帝光绪，失去了人身自由，幽居在紫禁城西面的中南海瀛台。一年多来，他每天的主要活动是向太后请安，长时间地跪着聆听太后的训斥。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皇帝，唯一敢做的是把他的怨气发泄到他周围的下人身上。两年前的那次变革冲动，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紫禁城的画面，拍摄于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这一年中国自下而上涌动着一股变革图强的激情。甲午战争失败后，朝野内外普遍被一股挫折情绪所笼罩。民间的有识之士中间，一片变革的呼声。维新派的著名领袖是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他们利用会试的机会，联合仕人上奏朝庭，要求变法。外地人在北京的会馆，成了他们聚会和宣扬变法的场所。他们利用报纸和刊物，警告国人：不变祖宗之法，就有亡国灭种之忧。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时评论文，往往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
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深深感染了年青的光绪皇帝。他毅然下令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在此后短短的103天的时间里，光绪下了一百八十多条变法诏令。其中最多的一天，颁布了十一条法令。
轰轰烈烈的变革运动，激怒了居住在颐和园的慈禧太后。在朝中守旧大臣的拥护下，慈禧急令回宫，发动政变，宣布临朝训政。最终，光绪帝被软禁。大清朝最后一次主动变革的机会，被无情地毁灭了。那一年深秋，悲剧气氛笼罩京城。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后人称这一次变法为“百日维新”。世纪初的中国陷入了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后从天津逃亡海外。许多维新志士纷纷南下上海。在当时，上海似乎是一个自由的法外之地。
③瓜分之局
在中国的版图上，上海有着极其特殊的象征意味。它既是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又是中国面向太平洋的最大港口。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都市。
这是130年前的上海外滩，人们很难把它和后来高楼林立的繁华联系起来。自开埠以来，洋务运动的展开和中外贸易的频繁，为上海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840年的鸦片战争，教会了慈禧太后“租界”这个词。五年后，上海出现了第一个租界，面积830亩，到1899年，仅公共租界面积就达三万多亩。慈禧未必不知道，对清政府来说，这是一种丧失主权的耻辱。
1900年的上海，正在成为一个发达的近代化城市，它的繁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从当时拍摄的一段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领略世纪初上海的丰富多彩。世界最时髦的东西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一位美国记者这样写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上海却是这样”。南京路，一百年前就是租界里最繁华的商业街。从这些照片上仍然可以看到南京路的成长过程。一条马路的兴衰，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缩影。当时中国人聚居的华界，属于大清朝管辖，面积比租界小得多。法庭还延续着封建王朝的庭审方式。而在租界的外国人则享受着完全独立的“治外法权”。重建于1927年的江海关大厦，一直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这里曾是中国海关税务司所在地，它的前身“外官库司”是英国的市政厅，可见当时英国在海关内的势力。英国人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之久。据1862年“美华捷报”报导，英国仅从上海拿走的白银就达一千三百万英镑，相当于1856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对很多人而言，上海是外国人在中国的首都。有人甚至说：“上海是打开中国的一把钥匙”。
事实上，上海更像是当时中国屈辱地位的缩影。
清末时，一位青年画家创作的一幅“时局图”形象标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态势;日本霸占了台湾，沙俄把手伸到东北，英国企图分裂新疆并独霸云南，德国侵占了胶东，而法国则注视着华南的大片国土。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当时的中国，也许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可以任人宰割。
一幅政治漫画，不言而喻，瓜分之局，正在形成。
④义和团运动
山东、河北交界的地方，自古有习武之风，这种梅花拳从明末算起，已经流传了三百多年。一百年前，这里曾经出了一位著名的梅花拳拳师，名叫赵三多。1896年赵三多自立门户，改称义和拳，这个名号在此后的几年里震撼了大半个中国。1898年离沙柳寨不远的山东灌县梨园屯，当地人与教会因为宅地纠纷发生摩擦，遭到官府镇压。出于义愤，赵三多率众赶赴山东。
被赵三多称为洋教的基督教明朝末年传入中国，到1899年，两千三百多名传教士发展了八十多万中国教徒;仅仅山东河北一带就超过了十万人。在教徒与非教徒发生纠葛时，传教士往往要胁地方官员，偏袒教民，引起不信教民众的普遍怨恨。清朝末年，教案不断，双方冲突越演越烈。
威县县志记载了梨园屯暴动的经过。起义失败后，赵三多等沿运河向北逃走，到处招收徒弟，设立拳坛，并打出“扶清灭洋”旗号。1900年中国北方大旱，义和团发出揭贴称：“不下雨，地发干，都因教堂遮住天。”积怨已久的民众纷纷响应，终于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面对星火燎原般的民众起义，各国在华传教士纷纷寻求庇护，始于社会底层的民教纠纷，终于引发了国际争斗。
从来没有平等对待过中国的世界列强，决定武装干涉，纷纷向中国增兵。军舰齐集渤海湾。1900年6月7日，八国联军组成，向北京进发。
外国军队的武装干涉，更加激发了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各地义和团组织迅速扩大，并进入京津地区，用血肉之躯顽强抵抗八国联军。近半个世纪以来备受凌辱的中国人发出愤怒的吼声。连延四十年之久的反洋教潮流在义和团的旗帜下很快转向武装灭洋。
面对日益失控的局势，朝廷内部意见不一。在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没有表态，只说了“民心可用”四个字，借此发泄她对列强拥立光绪的不满。得到朝廷默许的各州、县义和团陆续进京，并公开设立坛口。京师内外一夜间贴满了义和团的揭贴，反洋运动越演愈烈。在京的教民、外国商号、银行，甚至西药店都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大栅栏，北京著名的商业街， 6月16日义和团在纵火焚毁一家西药店时，火势失控，殃及四千余家无辜商铺。正阳门外，一片废墟。
这场民间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揭开了二十世纪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悲壮序幕。
⑤八国联军入侵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不堪回首。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这段影片真实地记录了一百年前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大沽炮台的情景。
1900年6月17日，大沽口炮台陷落，清军700多名官兵壮烈殉国。八国联军一万四千多人继续向北京进犯。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慈禧太后颁布诏书向各国宣战。清兵和义和团开始进攻各国驻华使馆，东交民巷成为战争最激烈的前沿阵地。 6月20号，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东单路口被杀，此时八国联军已兵临城下。在先进的武器面前，坚固的北京城墙形同虚设，清军和义和团很快失去了还手的能力。京师陷落之前，慈禧太后仓惶西逃，临行前她指示太监将珍妃投入井内，还留下一道惩治义和团的圣谕，义和团被无情出卖了。
8月14日，八国联军开始在北京城内大肆捕杀义和团。不久，各国使馆相继恢复重建，北京各教堂也重新响起了晚祷的钟声。侵略者称：北京已经恢复了秩序。在这种所谓的秩序下，他们可以随意在中国皇帝的宝座前留影，他们与八大胡同的妓女亲善。北京惨遭洗劫，典章、文物、国宝、奇珍遗失无数。北京古观象台的珍贵仪器也未被幸免，被德法军队劫掠一空。在艺人云集的天桥，一位美国随军魔术师正在表演“大变活人”的戏法。他用各国的国旗变出了一个个威武的士兵，然后用一面黑旗变出了一个矮小的中国小丑。戏法的结尾是中国人遭到一顿合力的痛打。
庚子之变留下的不仅仅是残垣断壁，为了对德国公使之死表示谢罪，清政府树立了一个高大的牌坊——克林德碑，并以皇帝的名义撰写了纪念碑文。在繁华的东单路口，这个牌坊俯视了中国人将近二十年。今天，在天安门那对威武的石狮胸前，你还能看到一百年前深深的弹痕……
⑥《辛丑条约》
1900年10月11日，议和大臣李鸿章，在俄罗斯军队的护送下，从天津来到北京，开始与八国联军谈判。
从1861年创办淮军开始，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已经长达40年。丰富的外交经历使他形成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执著信念。晚清的洋务运动，他是最关键的人物之一。从这张照片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李鸿章洋务运动时的干练神态。而仅仅过了十年，他和他所侍奉的朝廷却都到了垂暮之年。
1900年，路灯开始在北京出现。灯光映照着景山前的牌楼上“弘佑天民”四个大字。而此时慈禧太后正行进在西逃的途中，只留下京师的子民们直面战争的苦难。联军成了北京城的主宰，日本兵在城里大肆搜刮财物，美利坚的军队在紫禁城里阅兵以炫耀武力，法兰西的官兵在进行马球比赛，只是坐骑换了中国的毛驴。
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八国代表开出了一份长长的战犯名单，其中包括了一百四十二名地方政府官员和数十位王公大臣。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慈禧太后向八国全面妥协，几位主战派大臣成为她的替罪羊。作为清末几个不平等条约的主持签订者，李鸿章在晚年曾经把自己比作一个裱糊匠，而大清帝国则是一座四面透风的破房子。对于国运的衰败，他早经已力不从心。这是李鸿章外事(外交事务)活动的日程表。整整一年，李鸿章都在马不停蹄地与各国公使斡旋。旷日持久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精力。1901年8月，李鸿章积劳成疾，卧床不起。
远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提出的十二项议和条件，表示全面接受，并留了下令后人震惊的一句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1901年9月，辛丑条约正式签订。中国向列强支付的赔偿高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按当时的人口合每人一两银子，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白银八千万两。李鸿章抱病参加了条约的签订仪式，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幅照片。条约签订后，举国震惊。这是报章上刊登的讽刺李鸿章卖国求和的政治漫画。整整两个月后，心力交瘁的李鸿章黯然离开了人世。
从1840年开始，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一次甲午战争，屡战屡败。 1900年，当人类跨入二十世纪的时候，这个东方巨人再一次蒙受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和伤害。世纪之交的风雨声中，大清王朝正走向衰落。猛醒的志士仁人要铸造一个新生的中国。
百年中国解说词篇二
第二集：迟到的变革
①慈禧流亡
得胜门，清代皇家军队得胜还朝的凯旋门。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的时候，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从这里踏上流亡之旅。那是一个雨天。
雨天的官道颠簸泥泞，慈禧一行风餐露宿，饥寒难耐。两天后，在榆林堡驿站，位居万人之上的统治者，以绿豆小米粥充饥解渴，对供粥的县令吴永万分感激。为此，吴永得到升迁，沿途州县也被免除全年税赋。后来吴永将这段救主经历写进《西狩丛谈》，书中记载了太后的窘迫。
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尚且困顿如此，京城的百姓更是惨遭涂炭。当皇帝和太后在路途上跋涉的时候，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老舍失去了父亲，此时他刚满一岁。留下惨痛记忆的不光老舍一家。 京城失守，人们生活在恐怖和绝望之中。在同仁堂掌柜种杏老人的日记里，记载了北京百姓遭受的劫难。已经控制北京局势的八国联军，恃强凌弱，拒不议和。 一千多名王公大臣自杀身亡。
8月20日，在鸡鸣驿站，慈禧不断接到从京城传来的消息。国事难料，作为引发这场灾难的关键人物，她陷入了难堪的境地，万千心绪，史书上用“惭愤交加”来形容，慈禧下了一道罪己诏。
10月2日，一路西行的慈喜住进山西的一座普通的民宅。流亡使慈禧走出久居的深宫，来到民间。在太谷(县)的曹家至今收藏着一个白金火车模型，这是慈禧为了答谢曹家的热情款待而回赠的礼品。这一年正值北方大旱。沿途的所见所闻令她震惊。后来慈禧曾厉声责问大臣们：为什么不如实禀报民间的真实情况，而一直隐瞒我们母子呢?
无情的岁月，将一个美艳皇妃变成了苍老的太后。战败和流亡，使七十岁的慈禧有了某些改变，她悄悄拾起戊戌变法时被她扼杀的新政。1901年1月，她从西安发出一道上谕，宣布变革。
这是一个衰败王期最后的希望了。
②慈禧还都
皇宫静静地长满了杂草。联军司令瓦德西占驻中南海的仪鸾殿。这是慈禧太后最喜爱的起居之所。1901年4月17日深夜，一场大火使这座美丽的宫殿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庚子之变，中国南方与北方的景象截然不同。
南方官员们并不赞成朝廷宣战，并且得到舆论界的普遍支持。上海的社会生活十分稳定。这一年，匈牙利人李恩斯首次把两辆小汽车带到上海。市政当局只好按“新式马车”征税。这一年，轮船招商局办公大楼落成。这座不起眼的建筑，是外滩保留下来的早期楼房之一。
1900年，干旱和战乱使华北广大地区粮食大幅减产。直隶总督李鸿章下令南粮北运，并一律免纳税金。无锡的荣崇敬、荣德生兄弟看准了这个商机，从1900年开始，从法国引进十多台石磨，着手筹办保兴面粉厂。两年后，面粉厂建成投产，日产面粉三百包。经过不断的拓展，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荣家已是中国赫赫有名的民族资本集团了。至今兵船牌商标已沿用了近一个世纪。
一个保守的流亡政府对这个变化中的国家已力不从心。1901年7月，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连上三道奏折，要求变法。舆论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申报》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奏折的全文，人们看到了变革的讯号。
1902年1月，慈禧回到北京，她第一次坐上当时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乐队演奏著《马赛曲》。这首法国大革命时的战歌，成了欢迎慈禧的迎宾曲。看来，许多事情都在变，也必须变了。最先改变的，是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以方便办理国际事务。慈禧本人也与外国使节夫人频繁来往。为了更好地接待公使夫人，慈禧太后命驻法公使裕德的女儿容龄、德龄留在身边。
姊妹俩在法国曾跟邓肯学过现代舞。妹妹容龄的芭蕾舞跳得尤其好。入宫第二年，容龄还给太后表演了芭蕾舞。她们的弟弟勋龄则为太后拍了许多照片。我们今天看到的慈禧照片，全部是他留下的，时间是1903年。
动荡的北方也开始了战争后的复苏。1902年6月17日，一位同情维新派的满族人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创刊的第五天便发表文章，敦促太后交出权力。迫于形势，慈禧太后声称实行变革，只是她的改革是从女人的双脚开始的。
③天足运动
这是世纪初的一个大家族，照片上满脸稚气的女孩却有了一双缠过的小脚。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宋代以来，小脚已经伴随中国女性走过了一千多年。哈淑芹老人还记得当年的痛苦经历。在清末的一张外国名信片上，洋人把中国妇女的脚和手作了对比。脚比手还小的现象令他们惊奇。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象征，缠足意味著中国女性永远沦为男性世界的观赏对象。从博物馆收藏的这些小鞋我们还能感受到这种畸型的审美习惯。在上海的女塾学校，老师已经开始传授“天地之间有我”的思想观念。
中国女性自我意识刚刚萌发。而在欧洲的居里夫人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的桂冠。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各地陆续出现了许多传教士的声音。在传经布道的同时，部份传教士为废除缠足作了最初的努力，并很快得到了中国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应。1893年，在广东南海，康有为联合一些开明乡绅创立“不缠足会”，开始向这种残害妇女的陋习宣战。他的学生梁启超也在《时务报》发表文章，大造声势。在他们的推动下，上海成立“不缠足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从这张上海天足会集会的照片，我们可以领略当时的盛况。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上书皇帝，痛陈缠足的危害，呼吁在全国禁止缠足。这场民间自发的天足运动，实际上是一场艰苦的启蒙运动。后来虽然维新变法中途夭折，但天足运动已深入人心。为顺应民心，1901年慈喜颁布第一道劝戒妇女缠足的诏谕，由此迈出了新政的第一步。
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缠足的陋习渐渐消亡，中国妇女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改变。1906年，上海出现了第一次女子运动会。
旧的时代也给那些至今还建在的小脚老人留下了许多遗憾。哈淑芹老人喜欢做各式各样的虎头小鞋送给她认识的孩子们，也许这是她心理上的一种补偿吧。
④选派留学
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墓园长眠着一位中国人，他叫容闳。1872年在他的带领下，120多名幼童来到了美国。这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在这些幼童中，詹天佑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当年“留学”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还非常陌生。由于清政府招收不到富家子弟，出洋的这些学生大都出身贫寒。詹天佑的父亲听说出洋要十五年，生死不保，也不忍心将儿子送出家门。出于无奈，才勉强在出洋志愿书上签了字。这份志愿书的内容，后来被詹天佑抄在家谱上。
留美学生的蓬勃朝气，令朝廷中保守官员们深感不安。1881年，清政府下令撤回留学生，其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完成学业，后来他成为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成为铁路史上的经典之作。留美幼童沈寿昌回国后在北洋海军服役。甲午海战时担任致远舰大副，在战斗中被炮弹击中头部，牺牲时年仅三十二岁。
二十世纪初，规模空前的留学潮开始形成，经历了庚子之变，选派留学生终于成为新政的重要措施。两年里，清政府连发两道诏谕，鼓励留学。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因路途近，文化传统相似，成为留学生的首选目标。张之洞的“游西洋不如游东洋”的看法，很有市场。
那时，北方的学生大多从天津乘船东渡日本。开放的日本，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思想的发源地，留日学生大都热心参与政治活动。黄花岗牺牲的七十二个烈士中，有八名是留日学生。
沉心工，这位日本东京鸿文学院的留学生，回国后在南洋附属小学创设乐歌课，他编辑的学校唱歌集，是中国第一本简谱歌集。留日学生也把话剧带回中国，1906年，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成立了春柳社，演出话剧《茶花女》。为了演好女主人公， 李叔同自费订做演出服装，并剃掉了心爱的胡子。
留美学生人数虽少，但也不乏精英。1905年宋氏三姐妹陆续前往美国威理斯女子学院学习。1901年赴美学留的王宠惠，毕业时获得耶鲁大学法律科第一名，毕业典礼上代表全校四千余人致词，当地报纸竞相报导，后来他成为民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多年后，由两位留学生创造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表达了留学生对祖国深深的依恋。
⑤废除科举
就在许多学子纷纷赴海外留学的时候，清朝的科举考试并没有停止。
1904年最后一次殿试在北京举行，进士碑上第一甲第一名的位置刻着刘春铭的名字。 这一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本年的状元由她亲定。对她来说，文章好坏也许并不重要，看中的却是吉利不吉利。候选状元朱汝珍的名字使太后联想到珍妃，于是名落孙山，而刘春铭变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科举就这样啼笑皆非地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
1905年9月2日，由袁世凯领衔，张之洞、岑春煊等一批地方重臣联名啟奏朝廷，建议废除科举 。同一天，清廷发出上谕，决定第二年停止科举考试中的乡试和会试。今天我们通过北京图书馆的微缩胶卷，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刊登在申报头版头条的上谕。
位于南京夫子庙东的江南贡院，是明清两代的考场。每逢乡试，两万多间号舍坐满了考生。每科考生要在这小小的号舍内渡过九天七夜。考生们自备食物，其艰辛可想而知。但毕竟金榜题名的诱惑实在太大了。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僵化，答卷内容只能在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每一篇文章必须包括八段写成所谓的八股体。
这样的科举制度，严重地制约了人们的创造性。在南京贡院，我们拍摄到这样一件特殊文物：这本小书是考生为了作弊而专门抄录的《四书五经》。这是一本《增广四书备旨》，也就是古代的四书。在历史上一百多年前就已经传说存在一种作弊的奇书，非常小。一直都没发现这种书。后来1931年的时候有一位考生的后代，在清理他祖上的遗物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祖上的靴子的后跟里有一个小抽屉，这小抽屉有一个火柴盒大小，当时他里面所藏的东西并没有保留下来。我们根据这一线索，就在我们江南贡院的考区里面进行寻找，结果寻找了好多年，终于发现了这一本书。
金榜题名不仅是种荣誉。在封建社会，它是平民阶层“学而优则仕”的阶梯。在1894年的进士碑上，我们找到了张謇的名字，他是这一年的状元。当时张謇已经四十二岁了。甲午年的状元却被甲午战争的败局所震动，。他毅然离开了官场，转向实业救国。
孔庙的末代进士碑下有这么的一段文字说明：历代进士碑都是由国家出钱，末代进士碑却是由进士们自己集资修建的。国库空虚的清政府已无力为它的臣子树碑立传了。
⑥奖励实业
世纪初，中国的卷烟市场，被英美烟草公司垄断。
1905年华侨简照南、简裕楷兄弟二人，在香港创建南洋烟草公司。 南洋公司香烟的包装，十分突出民族特色。烟标的表面常常印有许多汉字。在“大长城”烟标上有这样两句话：“此烟取长城为牌，其香醇凌驾舶来品上”。从当时的香烟牌号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民族烟草工业发展的艰难和曲折。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制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破产律》等商法。这些政策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放弃状元、投身实业的张謇 ，1899年在家乡南通开设了大生纱厂。1904年张謇扩建大生，增加纱碇两万多枚，把原设备的数量翻了一番。他认为中国经济力量薄弱，只能有重点的发展棉、铁两业。而棉纺织业投资少，资本周转快，容易带来利润，因此应大力发展。
新政期间，一些像同仁堂这样的旧式商户，也开始实行带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管理方式。当时同仁堂的事务，由女掌柜许叶芬掌管。这出身名门的许掌柜，事必躬亲，知人善任。在同仁堂药目的封面和大门的砖雕上还保留著她的笔迹。善于接受新观念的她，制订了“低工资加售药提成”的制度。一般工人每月工资一至两块银元，其他部份由每日售货总额中提取。每天中午十二时，天安门午炮一放，柜台便刹帐计算一天的总额。售货员最高能拿到售货总额的百分之三的提成。这种工资制度，同仁堂一直沿用了半个世纪。
在兴办实业的高潮中，商人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张謇得到多次奖赏和升迁，张裕的创始人张弼士被赐予头品顶戴，源昌机器五金厂的祝大椿得到了二品顶戴。
清末新政由政府出面创造的实业浪潮，多少改变了中国重农轻商的古老传统。民间投资实业的风气高涨。从1905年到1910年，国内开矿开工厂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⑦百年气象
旧的消亡，新的诞生，是新世纪到来时应有的气象。换汤不换药的新政不过表明：大清帝国气数已尽，日薄西山了。此时，人的生死别具一种意味。李鸿章等重臣大吏相继谢世，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一千多名王公大臣的自杀身亡， 使清政府如年久失修的旧宅，失去赖以生存的支柱。
世纪之交的啼哭声中， 又一批华夏精英来到人间，他们是新世纪真正主人，新生活属于那些具有新思想的人。1902年清朝进士 蔡元培喜结连理。此前，他的原配夫人去世。说媒者纷纷上门。他提出征婚的五项条件：1、女子须不缠足者2、须识字者3、男子不娶妾4、男死后女可再嫁5、夫妻不和可离婚。吓得媒人不敢登门。最终黄世振成了蔡元培的新娘。
法国小说《茶花女》风行一时，当时有诗赞道：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然而翻译此书之人，却不懂外语。一百多种外国书都先由别人口译，然后由他转译成雅顺的文言。此人就是中国的翻译大王林纾。林纾主要译《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鬼山狼侠传》《烟火马》《电影楼台》《蛇女士传》《恨缕情丝》《血毕鸳鸯枕》《冰血因缘》《剑底鸳鸯》《魔侠传》《鲁滨逊漂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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