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句,就是组成诗词的句子。诗句通常按照诗文的格式体例,限定每句字数的多少。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无所畏惧的诗句(锦集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一篇: 无所畏惧的诗句
在法学院学习的时候，康德的这番话最令我心动。“Twothingsfillthemindwithevernewandincreasingadmirationandawe,themoreoftenandsteadilywereflectuponthem:thestarryheavensabovemeandthemorallawwithinme.”（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可是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人类似乎已经无所畏惧，尤其不少官员，不仅做事无所为，而且处世无所畏，出事更是无所谓。比如这几日网上维持高温的因村民用自己杯子喝水而对其拘留的“杯具乡长”，因女童擦挂车辆而大打出手的“非检察官”，因拆迁发生矛盾辱骂老太的“骂人”镇长。
是什么令我们的官员无所畏惧？
目无法纪，践踏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平等权是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并无条款规定官员权利高于一切。《公务员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公务员应当履行的九项义务中，第一项规定“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第三项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第七项规定“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平等是最基本的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不仅仅是中外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更是理性治国的方向。可叹的是，不少基层官员仍然不惧怕法律的尊严，从言语到行动，动辄站到群众的对立面。
道德失范，缺乏监管。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公序良俗，每一行职业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身为公务人员，理应有更高的道德要求。遗憾的是，本应是人民利益代表的公务员、本应是优中选优的精英层面人物，却会做出一些连普通百姓都“望尘莫及”的缺德事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原则，应当也必须要把这些道德缺失的官员排除在队伍之外。
缺少温情，忘民鱼水。不久前，温总理一句让人民群众更有尊严的表述，深深打动了民众的心。言为心声。泱泱大国的总理尚且如此亲民、爱民，为什么一些在基层和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官员，反而不能够满腔热情、饱含激情、富有温情地和群众打交道？鱼水之情，水养育了鱼，鱼离不开水啊！那个来自检察院的女子，看年龄应该孩子也上中学了吧？一样为人妻、为人母，如果是你的孩子因为顽皮遭遇别人当街扇耳光，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贤之语，历久弥新。为什么不能放下架子，还原自己的赤子之心？
有些为官者，怕上级、畏权势、媚富贵，唯独不怕违反民意，不惧失去民心。那么对于这些无视民意，在情、理、法方面都无所畏惧的官员，建议切实加大法纪处分力度，违反法律规定的，必须严格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违反纪律要求的，必须予以党纪政纪处分。严惩不贷，方能以儆效尤。
头顶的星空依然璀璨，希望我们的官员能够更多地审视自己的内心，审慎言行，带着一颗唯恐为人民服务不到位的敬畏之心，加强自我约束，真正成为群众贴心人。
第二篇: 无所畏惧的诗句
所谓“官有所畏”，说白了就是为官要有一个“怕”字，“怕”是人们常有的一种心理，人生在世，多多少少离不开这个“怕”字。当官的自然是也有“怕”的时候，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官有所畏”。
“官有所畏”，实际上是一种忧患意识。越是仕途顺利踌躇满志，越要管好自己注重名节；越是权高位重条件优越，越要警钟长鸣抵制诱惑。因为大凡一个“畏”字，原因无非是欲有所得，恐有所失。在这个意义上，“官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怕失去位子，捞不到票子，得不到享受；一种是怕辜负党的重托，怕有负人民群众的期望。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善恶美丑，不言而喻。
其实，“官有所畏”古已有之，连风流千载的“唐宗宋祖”也有惧怕的时候。据史记载，唐太宗喜爱鹞鹰，一日正在宫外把玩，却遇到谏议大夫魏征，惊慌之余，忙将鹞鹰藏于袖中，结果此鸟因窒息而死，面对谏官，虽眼见爱鸟死去，太宗却也是敢怒不敢言。这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在今天看来，“官有所畏”是一种勤政意识。法律上有渎职罪，就是当官不尽职尽责，或是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损失，就会受到法律追究，弄不好连吃饭的“行头”也保不住。明白了这一点就得经常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对得起党和人民，是否给群众办了好事，是否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得时刻反省自己，是否牢记宗旨，勤政为民，是否做了有害于人民的坏事，是否能够知错即改，及时洗刷自己身上的污点，这实际上是一种从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内在动力和自我鞭策。
“官有所畏，业有所成”，才是真正“官畏”的应有之义，为官者有所怕，才能兢兢业业；有所惧，方可勤勤恳恳。有了临深渊、履薄冰的心态，官员们就不敢为政不勤、敷衍塞责；就不敢狂吃乱食，腐化糜烂；就不敢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正因为有了那些被查处的官员为前车之鉴，其他绝大多数干部才变得更谨慎、更勤勉、更清廉。
同样，“官有所畏”也是一种自律意识，不管是谁，从一般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毫不例外都经过认真的选拔和严格的考验，同时也有自己辛勤的汗水和卓越的贡献，来之的确不易，其间甘苦一言难尽，倘若不懂得珍惜而忘乎所以，不牢记宗旨而为所欲为，犯错误摔跟头是必然的，成功的峰巅和失落的低谷并不遥远。登攀往往十分艰难，而跌落仅仅是一瞬间的事。近年来的落马贪官，不都是不知自律而造成的吗？
第三篇: 无所畏惧的诗句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回顾邓中夏的一生，他的初心更是经历了义与利、苦与乐、生与死的巨大考验。
首先是革命大义与个人利益冲突的考验。1920年7月，邓中夏从北大毕业。他的父亲邓典谟在北洋政府铨叙局任职，托人在农商部为邓中夏找到了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父亲高兴地把农商部的“委任状”拿给邓中夏，却被邓中夏退了回去。邓典谟问儿子为何要把“委任状”退回时，邓中夏说：“我不做官，现在社会如此腐败。当官的人，都是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当这样的官有什么意义呢？”在普通人看来，邓中夏白白浪费了大好的机会，有点自毁前程。但这实际上是邓中夏不忘初心的表现。邓中夏充满了革命的豪情，在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曾赋诗“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其次是革命征途中苦与乐的考验。1931年1月，邓中夏被错误地撤去党内外职务，到上海接受调查。到上海后，邓中夏没有被分配任何工作，也没有经济援助，吃饭都成了问题。1932年2月中旬，他被安排到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做一些写传单、刻钢板的杂务。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人为他鸣不平，邓中夏回答：“共产党员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后来，邓中夏以自己为例，耐心开导一些同志：“我们这样的人做事，不能选择哪儿干得痛快，重要的是看对革命是否需要。最危险、最危难、别人都不喜欢的岗位，经得起考验的老同志，应当义不容辞地站上去。”
最后是死亡的终极考验。1933年5月15日晚上，因叛徒出卖，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面对敌人的招降和种种酷刑，他如同钢铁战士，始终没有屈服。但是，他知道自己目标大，不可能出去了。于是，对难友说：“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化成灰也还是共产党员。”在临终遗言中，邓中夏还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说：“共产党人被捕后要有骨气，要坚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失去气节。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作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这正是他最初树立的革命理想。1933年9月21日凌晨，邓中夏英勇就义。
第四篇: 无所畏惧的诗句
邓中夏20岁考取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师从杨昌济。杨昌济向他传授新知识、新思想，给他心里播下革命火种，这让邓中夏对之前接受的封建式家庭教育产生质疑。他越是怀疑，就越想探明真相，在他给父亲写的信件中，出现大量“自由”和“革命”字眼。
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文学系）。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定期召开讨论会，搜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通过讨论学习,邓中夏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行动。在五四运动中，邓中夏积极参加游行示威，走上街头演讲，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并回湖南参加组织爱国学生运动，有力支援了北京等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五四运动后，邓中夏一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边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但工作并不顺利。一开始，他到街上动员洋车夫集合拦路以要求增加待遇，应者寥寥，警察来后还砸了车。洋车夫们扯住他索赔，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校内有人见他就讽刺：“工运搞得怎么样了？”父亲也因他参加“过激”活动中断了接济。邓中夏总结教训：拉洋车的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且受帮会影响，真正搞工人运动还应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
恰在这时，李大钊号召学生们到工人中去，1920年冬派邓中夏等人到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穿着长衫的邓中夏站在高台上向工人们宣传“劳工神圣”，号召工人来补习学校，但聚集的工人一会儿就散去了。“耍手艺的人，学这有什么用？”“要给窝窝头，我就去。”来上课的工人寥寥无几。
为了和工人们打成一片，邓中夏每周都到长辛店住校一两天。他一个月拿7元生活费，只吃3元的伙食，省下的4元钱买茶叶、糖果招待来上课的工人。时间长了，工人们不再把邓中夏当成一般穿长衫的先生，时常找他代写家信，有病时向他讨教药方，甚至请他帮助解决家庭纠纷。
有工人认为干苦活学文化没用，邓中夏耐心解释，“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一切”，因此工人的贫穷“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合理”，工人认得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
用什么课本教工人呢？有人说“用平民常用字课本就行了”，邓中夏摇摇头，“我们应该根据工人生活、劳动的情况，自己编一个工人识字课本，把工人劳动常用的工具、器物编在课本上，让工人知道‘老虎钳’3个字怎么写、‘锉刀’是哪两个字……”他还善于抓住工人的思想特点，生动形象地举例授课。比如在教“工人”二字时，他形象地说：“‘工’字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立着一个人就是‘工人’。工人头顶青天、脚踩大地，是天下的主人。”这种教法很受工人欢迎。
“当了一辈子工人，也没看出我们伟大。”
“你们想想，铁路是谁修的，火车是谁开的，机器是谁造的，不都是我们工人吗？工人不盖房子谁也没得住，工人不织布谁也甭穿衣，世界上谁也离不开工人，难道不伟大吗？”
“我们伟大，为什么还受穷？”
“命苦呗！”有工人接话。
“不是命苦，是因为有阶级，有剥削，工人盖了楼房别人住，织了绸缎别人穿。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剥削呢？主要是他们有政权，要想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就得团结起来革命。”
这些话充分表明，此时的邓中夏已经成长为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为了能让工人们团结起来，邓中夏下了一番功夫。他认为搞工运就得讲工人听得懂的话。他拿一张白纸，两手撑着叫工人用手指去戳，一戳就破了；拿3张纸再叫工人戳，又破了；拿一大叠纸再叫工人戳，手指都戳痛了，纸一张也没破。邓中夏解释：这就是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
“我们工人越听脑袋越开窍，白天到工厂里一传，来学习的人就越来越多。”长辛店工人杭宝华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始懂得了革命道理。”
1921年4月间，劳动补习学校开始筹备成立工会。5月1日，在邓中夏等人领导和组织下，北京长辛店以及天津、保定的工人在长辛店参加了工会成立大会。会后组织了大游行，1000多个工人像是冲破堤坝的洪水整队出发，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北京市丰台区委党史研究室的王真胜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这次游行，是中国工人第一次“五一”游行，长辛店成为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策源地。
第五篇: 无所畏惧的诗句
一位朋友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说：他在赴会的途中见到了***同志，***同志说：计划多一些与市场多一些，不是判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同样，任命多一些，还是竞选多一些，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竞选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任命；任命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竞选；竞选和任命都是政治手段，不能拿来做为判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标准。
朋友当然是戏言。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同志活到现在，也会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的思想。但我以为，这种戏言或推论基于一个判断，就是***同志是真正为中国命运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负责的。而且这种崇高的责任感，并不因形势和个人地位、利益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这样提出问题，是由于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一种现实：屁股指挥脑袋。屁股指挥脑袋绝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即人们的存在决定意识，而经济又决定了政治。这也绝对是符合西方经济学说的：人都是理性的，是天然地趋利避害的；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基于利害分析的理性选择。
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尖锐性在于：中国的政府与官员，缺少制度上的约束。因此，他们的行为就表现出更大的自利性，更大的贪婪与无耻。说是“更大”，是因为政府和执政者本身就有异化的天性，本身就有与人民利益对立的本性，并非中国独然。正是基于对这种状况的忧虑――起码是原因之一―***总***才提出“八荣八耻”。
荣辱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如果我们进入了一个“动物化生存”的年代，理性、道德、信仰都没有了，那么，“荣辱”对那些贪官污吏们又有什么约束呢？或者换句话说，也许会有一种颠倒的荣辱观在起作用。即使我们真的提出一种正确的荣辱观，它也只会加剧官员们的这一种状态：言行不一，口言善而身行恶。而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更加剧了社会的风气败坏。
要害不在于人们“荣辱”什么，而在于人们畏惧什么。
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胆量不但并非越来越大，而是相反，加深了始终就有的一种深厚的畏惧感，知所行止，知所趋避。对自然界来说，人类曾经有的和中国现在还有的那种“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虽然猖獗一时，但终于不免在自然界的惩罚中败下阵来，于是人类的理智使人类在更高层次上回归了对自然的敬畏（何祚庥院士一类的自大自恋狂除外）。对社会发展也就是人类自身发展来说，人类通过宗教、学术和***俗，教导自己要有所畏惧。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要使人类走向真善美，而其方法之一，无例外地是要使人们有所畏惧，因而形成某种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畏惧文化，是所有人类文化***有的、极其深刻的精华。宗教（无论是基督教的原罪赎罪说，还是佛教的报应说）就不用说了，不信鬼神的孔子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这种文化下，人保持了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二战中德国虽然是侵略者，但在占领法国后，占领者也不得不表现出对法国各种文化遗迹的敬仰与尊重，从而进行了战争中可能有的保护。日本鬼子的野蛮通过烧杀抢掠和“三光”政策是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但是在占领河南时，侵略者对中国大学者冯友兰的家庭故居也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在人间至高无上，但也不得不自称“天子”而不敢超越于“天”，也只敢位尊“九五”而不敢满打满算，也要按时祭祀天地，同时也要多少对人民的力量有所畏惧，犯了错误，也要下“罪己诏”，表示对人民的歉意。对于抬棺上殿的海瑞，嘉靖皇帝不敢将他处死。自称“不能留芳百世，不怕遗臭万年”的曹操，却不愿自己动手改朝换代，而是让儿子去做。虽然那时对官员在制度上的制约还很不够，但靠着一种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官员对行止还是有所忌惮的。比如“头顶三尺有神灵”，“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里的神灵，当然不是人格化的上帝，而是冥冥之中对于正义和天命的一种敬畏。由此形成了一种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秩序。
从政治角度看，中国的畏惧文化有自己的特色。虽然中国历史上宗教力量不够强大，但是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这一点，或者说这一立身处世的底线，在***的神权时代，也未丧失。比如刘***对***说：人相食，要上书的，历史上要写你我的。”“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 ……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公明***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比如80年代，陈云针对党内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惯用手段打压对手时说，难道过几年还要我们再去给人平反吗？”
当今天的中国人痛感在改革开放后其历史感及荣辱观消失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父***先生，是一位具有高度历史感的伟人。他在退休后，以八十多岁的高龄，毅然南巡并发表讲话，其实正是忧虑他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夭折于一旦。这样，他的历史地位将受到污辱。往深里说，***先生的这种历史感也是植根于一种畏惧和忧患意识的，他所担心的，正是中国不能富强，就要被开除“球籍”。
但是，改革开放引来的物欲横流，却使中国人基本丧失了耻辱感及畏惧感。当***先生言之谆谆地教导国人“八荣八耻”时，我们当然要深入学***践行，但也要想到，对于不要脸的人来说，这些荣与耻又有什么约束作用呢？
要之，对于中国官员来说，不是荣辱问题，而是畏惧问题。就是说，他们要怕点什么才好。
但是，中国目前的官员怕什么呢？
怕制度？不怕。正如胡长清所说：官当到了我这一级，规章制度基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其实对那些官比胡长清小的官来说，种种规章制度，也基本形同虚设。
怕天命？不怕。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起码在无神论这一点上是成功的，官员们绝对不相信有什么上帝和鬼神，当然也不相信善恶有报。
怕理性批判？不怕。一来学术不能自由，相当多的真理性的讨论都在禁止之中，二来学者精英大半被收买，他们成了统治阶级的帮凶或帮闲。
怕历史？不怕。历史还不是统治者写的。另外，只要生前安然，哪怕死后洪水滔天。
当然，官员们也是有所畏惧的：一怕不能讨好上司，二怕情妇翻脸，三怕权力与利益削弱。
说来说去，从整体上和积极一面看，官员们真正最怕的还是言论的讨伐和人民力量的发挥。中国目前的言论状况和民主状况是不是基于官员集团出于利益自保而有意为之的呢？当然，我们愿意从一个良好的动机去分析这种状况：它也许是要保持一种稳定。不过，显而易见地是，这种言论钳制和民主限制，是否造成稳定还不好说，但它造成了官员的无所畏惧却是毫无疑问的。
孔子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南怀瑾先生说：“人生如果没有可怕的，无所畏惧就完了”，“一个人没有什么管到自己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失败的开始。”特别是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乃至官员，如果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必然是失败的开始。
《易经》说：大道至简。提出一个任务，解决一个问题，其具体操作可能要很复杂和小心，但思路不妨简单些。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说建设***社会，无非是求得一种政治与社会的生态平衡。这种平衡，就是使社会各个阶级或阶层建立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他们的合法的正当的利益，通过相互的不断的博弈与制衡，得到一种基本的保证。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前面说到动物，其实动物也是有所畏惧的。动物有天敌，一物降一物，没有天敌的动物就不会畏惧，就会疯狂地成为万物的主宰，这是要保持生态平衡的自然界所不能同意的。猖獗一时的恐龙的命运，就是整体灭亡。人类社会也是这样，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通吃天下。任何强势的集团，也要有所畏惧。这种畏惧，不仅仅是基于道德自律，更重要的是有一种能制衡他的社会制度性的力量，当他行为出格时，侵犯到其他人或阶层正当利益的时候，他就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如果人不知畏惧，其实还不如动物。其危害可知。
回到我们的社会现实。当前，中国强势集团中最强势的是誰呢？是官员。官员利益已经严重地侵害了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怎么让官员的行为有所收敛和保持谨慎呢？要让他有所畏惧。要建立一种力量或机制，真正对官员构成威胁和震慑，使他们不敢思出其位，行出其规。
这也是对官员的爱护。中国古代文化是知道这一点的，在《易经》中，“乾卦”并不是卦中最好的卦，潜龙无用，飞龙在天就会胡作非为。《易经》中最好的卦是第十五卦“谦”卦，内涵丰富，外表谦和，知所行止，才能“吉无不利”。许多胆大妄为的贪官在法庭上都痛哭流涕地说：如果在“出格”之初，有舆论或制度的力量来警示他，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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