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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近现代史社会主义的改造考点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应当“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大致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估计至少要lO年，多则15年或20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举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52年9月2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论述过“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这种认识上的改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2年6月，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说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已经成为必要的了。
另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即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集中地表现在公私比例的变化上。以工业为例，1949年到1952年，国营经济从33.9%上升到50%，私营经济从62.7%下降到42%。这种变化，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这说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条件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之所以要着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因为具备了以下条件：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建立后，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规模大，技术设备先进，不仅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在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国营企业也优于私营企业。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后，国家掌握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搞建设。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基本上是由国营经济来承担的。工业建设的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1/5。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缺少重工业的基础。这些工业企业，大多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资金不足，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十分有限，在依靠国家和国营经济帮助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生产发展本身的需要。在帝国主义对华封锁的情况下，民族资本向外发展的渠道被阻断，加重了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的依赖性。资本主义经济与政府、国营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特别是1952年上半年的“五反”运动，更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1950年以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就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但是其发展仍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个体农户耕地很少，一般每人3亩，经营规模十分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贫雇农每户平均仅占有耕畜0.47头，犁0.41部;资金十分短缺，一般农户一年用于买生产工具的支出仅为6.5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收获，实行分工制度来发展多种经营等，都有很大的困难，更缺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许多农户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开展，城市和工矿区人口迅速增加，要求尽快增产粮食，使国家能掌握足够的供应城市、工矿区的商品粮。同时，还要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原料，以满足轻工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实行农业合作化来增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生活和工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在土改以后，许多地区的农民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已经在探索组织起来的各种途径，开始有了实行互助合作的实践。这也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和遏制。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进行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
三、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要求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求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
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一五计划的编制，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基本确定下来。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微博]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一五”计划的建设;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计划规定，5年内国家用于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着重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的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鞍山、包头、武汉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到1956年，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接连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许多项零的突破，如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机床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制造飞机的沈阳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从此铁路贯通中国南北。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限额以上的项目，平均每天都有一个项目开工或竣工。这些建设成就，极大地加强和壮大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党和政府采取的实际步骤总是力求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以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而且使生产逐年增加。它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力量。1956年我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 068亿元。财政收入从1952年的183.7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10.2亿元。这一期间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也有大幅度提高。
四、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一)农业合作化任务的提出
土地改革后，一方面，农村的生产迅速发展了，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尤其是贫农、下中农由于缺少农具、耕畜和资金，生产经营上的困难仍然比较大，而且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农村中的贫富分化也开始了。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不待农民在土改中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冷却，不待农村发生剧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采取积极领导的方针，教育、推动和帮助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草案指出，中国农民在土改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集中地表现在两种积极性上，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党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1953年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基本取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由市场，限制农村的商业投机;大力发展供销合作，削弱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联系;大力发展信用合作，缩小农村中高利贷活动的地盘。这样，既保证了人民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又为全面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
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概括提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几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第一是互助组，这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第二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土地及牲畜、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的公共财产，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这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三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创造。由此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及时将“组织起来”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充分利用和发挥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低到高的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要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要始终把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是否办好的标准;要把社会改造同技术改造相结合。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应努力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发展农业经济。
(三)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基本完成
在党的上述方针的指引下，农村的互助合作积极、稳步地向前推进。到1954年底，互助组从1951年底的400多万个发展到近1000万个;初级社从1951年底的300多个增加到1953年的1.4万个，1954年秋为10万个，1954年底猛增到48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从1951年底的2 100万户增加到1954年底的7000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从19.2%增加到60.3%。当时80%以上的合作社都做到了增产增收。
1955年7月3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基本道路、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并对农业合作化同机械化、社会改革同技术改革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是一篇指导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文献。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发展，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87.8%。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从1953年到1956年，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农民安居乐业，生产有所发展，生活有所改善。中国农村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
在推进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采取这样的政策，既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增加产品供应、扩大商品流通、维持工人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又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减少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1953年春，李维汉率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调查组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改组和改造的经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随后，中央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区别。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
新中国成立初期，着重发展的是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1月，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开始时，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股金红利四个部分。企业收益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所得不足l/4。这种企业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55年，合营工业的产值占到全部私营工业产值(包括已合营的在内)的49.6%。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行业先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时，国家对资本家原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在合营期间，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这就叫定股定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除资本家领取定息外，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原则的区别。
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到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户的82.2%，都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打算在俄国对“文明的资本家”采取这种做法，但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设想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成功。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意味着国家对资本家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出路的条件下，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
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及其意义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表明我国已经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得到了全面的确立。
到1956年，各种经济成分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32.2%，合作社经济53.4%，公私合营经济7.3%，个体经济7.1%，资本主义经济接近于零。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合计为92.9%，占到了国民收入的绝大多数。中国继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之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标志。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即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7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由于进展急促，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有急于求成的缺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本来是应当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却把他们与资本家一起带进了合营企业;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同时，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上和对计划经济的理解上也有局限性。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说，对于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使社会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铺平了道路。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存在某些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再次肯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考研史纲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1956年是我国历史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这一年，从国际上看，西方国家全面对华封锁遏制的局面有所松动，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初见成效，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短时期内打不起来，这为国内和平建设提供了保证。
在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经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标志着我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将全面铺开，客观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社会革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要求。但我们要建设的是怎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又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需要经历复杂的考验。当时中国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和速度问题。由于我们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准备不够，我们未能避免大的曲折。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没有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工业化建设中所取得的高速度显示了苏联模式的威力，所以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选择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认为，在经济建设上学习苏联的做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
经过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已经积累了进行建设的初步经验。随着苏共二十大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进一步披露，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鉴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又指出，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工夫。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二、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决议，成为突破传统观念、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同年12月，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这个意见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同。
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
(一)《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在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社会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强调，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充分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必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还应当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此外，他还提出，要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论述十大关系的前三条时指出，在把重工业作为国内建设重点的同时，要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并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从而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论述。第四、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后五条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都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积极性的问题。
其中，在论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不能一切照搬。在思想文化方面，也进一步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确立，适应了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成为党和国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科学进步的指导方针。
《论十大关系》是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门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这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区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情况。与此同时，国际上出现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也在国内引起了一些人的思想波动。各级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习惯于把一些闹事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1957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内容有：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强调，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实践中的不同表现，他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原则和办法。主要有：在政治思想领域，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物质利益、分配方面，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对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实行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前提下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分析。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采取整风的办法来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更需要采取整风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1957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他在1957年7月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通称“六又”政治局面)的思想。这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
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绝大多数是诚恳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同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1957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给中国造成了长时期的严重后果。
考研历史学复习以面为主以点为辅
1、以面为主，以点为辅
具体说来，初读教材，目的在于对历史过程的概括性了解，可以说没有任何重点，尤其不要过于关注或强记考试点，特别是十分具体的考试点，如考试中的选题填空，教材中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那样将会分散对历史整体了解的注意力。以西汉为例：不分轻重，阅读三次，然后试着回忆，你可能会发现，一些十分具体、琐碎的知识点印象模糊，如汉文帝时期赋税征收的数额、减轻刑罚的具体名目、察举制的年代、对匈奴作战的年代等，留在你脑海中的是比较概括性的内容，如文景之治有经济方面的减轻赋税，法律方面的轻刑慎罚，民族方面的和亲以及汉武帝时期的一些重大举措等。这说明你的阅读有了重大收获，已经开始建立起对文、景、武三朝的平面认识。至于模糊的知识点，不要着急，那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其他各朝代均是如此。
2、阅读与回忆相结合
一部教材，可以先读三遍，有了一定了解后，试着回忆学过的知识。需要注意的是：你所回忆的并非零碎的知识，而是从原始社会到明清时期的整个古代史，这其中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按顺序回忆每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思想、科技及对外关系等。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两个：一是可以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如车上、路上、枕边甚至排队时均可从事这项工作;而且这种回忆用时甚少，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将教材内容回忆一遍。二是变死记为记忆。你的记忆并非对原文的复述，而是大概意思的回忆，不求与原文一致，只求大意，最终的收获将是“得意忘言”。进行回忆，你只需带一支笔，一片纸，将印象模糊或一无所知的内容做成笔记，然后再到教材中寻找，补足。
当然，按朝代顺序的回忆做得足够好以后，你就需要变换回忆的主题了。可以再以人物或专题为线索，进行回忆。你可以随时在空闲时间回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人的事迹，也可以随时回忆某个专题，如汉与匈奴的关系，唐与突厥的关系。整个古代史肯定经不起你这样纵横结合的无数次回忆，如果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你将会发现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并最终达到很高的境界，整个历史将转化为你自己的知识，任由你使用、发挥。无论纵向、横向，还是选择、史料，你将无往而不利。
3、相互比较 适当剪裁
对教材有了比较充足的了解后，复习过程中，要注意适当删减一些不必要的内容。例如：每个朝代的经济发展均包含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繁琐、细碎，全部牢记既费时费力，亦无必要，应将精力放在每个朝代有特色的方面。如农业生产工具在整个古代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要掌握的内容主要有：商代耒耜、春秋铁器、汉代犁铧、唐代曲辕犁、简车等。其他内容亦应如此处理。这样，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事实上较之教科书要大大减少，掌握起来难度也将大大降低。
4、固定复习时间
这个固定主要指每天应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复习，保持连续性。历史学需要记忆，但并非死记硬背的学科，理解的基础上去记忆、掌握，效果会事半功倍。理解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因此集中时间段对历史进行冲刺，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功。尽量保持每天一读，这样始终保持对古代史的一种感觉，同时复习周期越短、记忆效果越佳，效果会更好。每天交叉复习中国史和世界史，不要连续数天只看古代史、或世界史，这意味着每一专业的复习周期延长，结果看了后面忘了前面、复习前面又忘了后面，这种无序或周期很长的复习效率很低，谈不上对教材理解的深度。同时交叉复习(最好古代与古代对应，近现代与近现代对应)，可以将两者互相对比，互相联系，比如同一年代发生的事件，就可以联系起来记忆。时间的长度也最好固定，比如每天各拿出三小时复习中国史和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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