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创业者，要想取得成功需要付出哪些代价呢?看看成功创业者的经典故事，或许能让你找到答案。下面是烟花美文网小编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成功创业者的经典故事，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成功创业者的经典故事(一)
5个月融两轮、10亿市场投放，半年成独角兽
每个创业者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竞争”，杨浩涌也不例外。这个曾亲手创办赶集网的人，在58同城与赶集合并后，出乎意料地又创业了，离开竞争，回到竞争。去年11月，赶集好车从集团独立出来，更名“瓜子二手车”，杨浩涌自己给自己做天使，掏了6000千万美金。
都说瓜子团队是“豪华创业”，它的融资手笔和融资节奏都是一般创业公司难以比肩的。由于在“赶集VS58同城”时期积累大量竞争经验，杨浩涌所处的段位让他在看待竞争这件事上“更加粗暴”、“更加果断”。
目前，瓜子二手车已经完成城市覆盖75个，实时在售车源量达5万规模，员工共计4000名。此前，杨浩涌曾放出话，“新的融资会最大程度投入在市场投放层面，2016年全年瓜子二手车在市场投放层面将投入10个亿。”
势能是企业生命
去年，当二手车电商行业一夜火起来的时候，瓜子果断加入了“广告战”大军，或许这场战争也是他们筹划已久的。当时，杨浩涌便这样告诉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在市场投放上我们是不遗余力，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在直接竞争市场上胜出，这来自过去和58对垒时的教训、经验。”
而谈到投放10亿能不能收回成本时，瓜子的账面是这么算的：去评判一个市场的值与不值，并不是去看它的用户黏性，而是去看企业在几年之后形成的规模;瓜子认为，如果三四年后，企业的利润有三四十亿的规模，那么这十亿的广告投入就是合理的;而如果五年之后，整个销售额才十亿人民币，利润一亿人民币，那么这十亿的广告就永远算不过来账。
杨浩涌之所以能这么腰杆直挺地提出投放目标，和对手直接硬碰硬，是因为他深知企业的生存机会就在竞争上。
传统来说，企业是如何看待竞争关系?大多数人有这样的理解：要么，跟自己的团队说，“我们不要去关注竞争对手，主要关注自己”;要么，就是跟投资人、同行说，“市场其实大得很，每个人都会有机会，我们和竞争对手都可以做的很好”。而杨浩涌自己的看法，正如他的出手一样，快且雷厉。
他在创新中国2016峰会上表示，“每个创业者都处在一个需要变革、创新的行业，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和对手加在一起的市场份额都没有到1成。”也就是说，摆在创业者面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拿到剩下的90%市场份额，而未来的5-10年企业能拿下多少份额就会决定它的行业地位和发展前景。
因此，在杨浩涌的构想里，企业追逐竞争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将之称之为“势能”，即时刻把竞争考虑在内，从而建立自己的势能。
历史惊人地相似，2011年，赶集网完成6000万美金的融资后，发起了一场广告战。在短短春节期间，赶集网花了3000万人民币做投放、打广告，随之收获了DAU(日活)翻倍增长，跃至400万。面对这样的结果，直接竞争对手58同城立马选择“跟进”，并制定了2倍的预算，最后炮制了一条著名的广告，“一个神奇的网站”。从此之后，赶集网便开始了与58同城长期的广告“拉锯战”。
58同城与赶集网的竞争路在杨浩涌看来就是一场“势能拉锯战”。所谓势能拉锯就好比两个竞争对手在平静的海面上划船，一旦一方获得一个浪头，他就可以花更少的力气，而划得更远;具备了创业势能后，企业能在行业内获得更好的知名度，例如用户一想到同城闲置物品转让，他会更先想到58同城还是赶集网?
因此，所有的创业竞争都是在积蓄势能，而所有的势能积蓄都是为了成为行业内最有价值、最有地位的公司。在创业过程中，企业会主动获取势能，也会失去势能。杨浩涌反思了自己曾犯的两个错误，两次势能逝去的过程。
第一次，在2012年，赶集网团队高速成长，员工一下子从100人到了2500人，同时开始多种业务，例如蚂蚁短租、团购。当时，赶集网的主营业务在并没有获得盈利和稳固优势的时候选择冒进，从而导致2012年公司亏了很多钱，员工锐减到900人。
第二次，在2013年，在和58同城抗衡的过程中，赶集网处于下风。“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我把竞争对手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列出来，后来发现所有的优点全部在竞争对手那，所有的缺点都在我们那，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发现竞争对手不重视我们，这是我们唯一的优势。”
当58同城和赶集网同时在hao123投放广告时，前者收获了170万流量，而后者只有90万。杨浩涌赶紧召集同事进行用户调研，最后发现用户选择58同城的原因竟然是：“58同城用惯了”、“周围人都在用，所以我也用”。这件事给杨浩涌极大的刺激，他知道所有的创业势能都已经向对手倾斜，而他能做的，就是不要再犯第三次错误。
“我是个非常幸运的创业者，在后面两年时间抓住竞争对手放松的机会，最后做到合并，”杨浩涌这样说。
如何建立创业势能
作为一名不断遇到挫折但始终很幸运的创业者，杨浩涌对于“企业如何获得势能”有着自己深刻体会，他把这种经验还应用在了瓜子二手车上。去年11月，当瓜子二手车正式完成分拆后，天使轮资金归位后，杨浩涌便马不停蹄开始了A轮融资。尽管遭遇资本寒冬，瓜子二手车的A轮融资还是在2016年3月底正式敲定，赶集的“老资方”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2.05亿美金，其手笔大方可见。
“不管是资本寒冬还是资本火热，企业不断拿钱就是一建特别有效建立势能的事情，有机会的话，企业要不断拿大钱、不停拿钱，这样才能给团队信心、给对手压力、给资本市场信号。此外，只有通过建立品牌势能，企业才能占领用户心智、第一提及、媒体认可和品牌影响力。“
另外，对于初创公司而言，尤其是A轮之前的公司，他们一般很难请到大牛员工，这时候就要动用资本的能力，资本可以帮助企业解决人、技术、市场等问题，把企业带到下个接单。杨浩涌说，“不要在融资估值上太纠结 ，拿到一个知名机构的钱，拿到比上一轮融资高四五倍的钱，用这个钱解决你当下解决不了的事情。”
商业模式粗暴且有力
瓜子二手车成立尽半年时间，却成为国内专做C2C(个人对个人)模式的二手车交易企业。杨浩涌在回应模式之争时，表示，“我们只想做最简单、有效的商业模式。”在杨浩涌看来，个人对个人的买卖二手车能为双方带来价格上的实惠和交易周期的效率提升。
在瓜子平台上，传统2到3个月的交易周期被大大压缩了，平均一周时间就可以完成交易撮合。而在价格方面，由于跳过了大量中间环节、黄牛、经销商，卖方可以卖出更高的价格，最多幅度达20%，而买方则更加实惠。
杨浩涌一直在强调，介于双方消费者之间的瓜子二手车并不是“大B”。“我们不背库存、不收差价。”理解瓜子在做的事情正如理解Uber、Airbnb一样，它本身并不买车和卖车，它只做信息撮合，只做车辆检测和定价。
外界一直有报道，瓜子并非纯粹的C2C平台，而是有C2B的交易内容。对此，杨浩涌说，“我们从未回避过C2B的存在，只不过那是非常少的份额，大概只占据1成左右。”创业邦了解到，在瓜子二手车上交易的车源必须在6年以内，所有部分超出规格的车源也想在瓜子平台上卖，怎么办?瓜子的解决方法是帮他们导流到B端车商手里。因此来说，瓜子二手车应该算是一个帮C端用户卖车的帮卖平台。
成功创业者的经典故事(二)
年前一个卖菜谱的创业点子，两年后则成了一家市场估值超7000万元的企业。孔令博就是想出这个点子的人。
孔令博是北京奥琦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2006年底，他和三名创业伙伴建立了这家公司，注册资金仅10万元。经过一年多的摸索，他们将创业的方向明确为卖菜谱。不过他们卖的既不是纸质菜谱，也不是PDA点菜机，而是电子菜谱。
“对于餐饮管理者，我们提供的是基于电子菜谱基础上的一整套数字化餐饮解决方案，包括实现菜单、菜价及时更新，成本分析、优化管理等一系列服务。”孔令博称。仅北京就有近百家餐饮企业使用了这套系统。2010年的时候，孔令博给自己定下来2000万元营业额的销售目标。
吃出来的点子
与很多先有项目再成立公司的创业型企业不同。2006年底，孔令博决定从北大离职创业时，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他和三名合伙人都是北大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但公司到2007年底之前，都一直在摸索过程中。
在寻找到电子菜谱这一项目前，他们通过朋友关系，承接各种信息化项目来维持公司运营，包括航天五院项目、宣武团区委志愿者在线项目等。他们还开发出各种好玩的小玩意，比如会发光的T恤、数码相框、智能闹钟技术。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准一个项目选做主业。”孔令博称。
没有项目的时候，孔令博和兄弟们会经常一起小酌。也就是在觥筹交错间，他们寻找到了开发电子菜谱的灵感。
“经常在吃饭点完菜，不知道点了几个热菜，几个凉菜，也不知道自己点了多少钱，有时，点完菜服务员会过来说，某个菜卖完了”。于是，最原始的想法出现了，结合点菜机和纸质菜单，变成一种多媒体的点菜终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孔令博拜访了京城数百家企业，得到的反馈信息是，餐饮企业老板对于及时发布新菜，了解库存信息，采购状况等也很期待。
而这些问题，通过基于电子菜谱一体化的解决方案都能实现。2008年春节，孔令博团队停止了其他业务，开始专门研究电子菜谱。
孔令博介绍说，整套系统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是客户终端，用餐者可以通过电子触摸屏看到餐厅全部菜品照片、原料、价格和营养成分。用餐者通过终端自主点餐后，信息就通过餐厅的无线WIFI网络进入后台服务器以及厨房的电脑中。
市场化
第一代电子菜单出台后，孔令博发挥地域优势，首先在北大的怡园餐厅进行了试用。在孔令博看来，如何真正将产品推向市场，让餐厅老板们接受，才是迈开成功的第一步。
电子菜单的第一家商业客户是名为“将太无二”的日本料理店。只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老板就决定了使用电子菜单。
孔令博称，这也是机缘巧合，因为老板是从国外回来的，接受新鲜事物的主动性强，且这家企业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
其实，打动这家企业的理由很多，首先是电子菜谱可以降低投入成本，实现迅速更新。对于一家餐饮企业而言，普通菜谱每本都在300到500元之间，一年更换菜单至少投入将近1000元。虽然电子菜谱的市场价是2300元，比普通菜谱略高，但可任意发布新菜或删除旧菜，是一次性投入。
同时，电子菜单使用后，可以优化掉15%-20%的人力成本，缩短服务员耗费最多的协助点菜的时间，提高效率。
更多的优势在于整个餐饮流程的管理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后台系统，根据采购原材料的成本，实时调整菜品的价格，推出特价菜，降低库存损耗。还可以精确统计各类菜品的消耗等根据客户喜好调整菜品。孔令博介绍说，这套系统还将提供包括财务分析、库存管理等深度运营数据。
从2008年中旬到2009年初，有13家企业采用了孔令博公司提供的名为“餐行健”的电子菜单一体化解决方案。但对于孔令博团队来说，这样的数量远远不够，那段时间，他们的总销量不过100多万元，但投入的研发费用却达到了300多万元。
转型
孔令博团队通过拜访京城近1700家餐饮企业，不仅掌握了大量数据，也为下一步开发和积累人脉打下基础。同时，也帮助他们做出了一个让企业继续生存壮大的关键性决策。
孔令博告诉记者，80%餐饮企业老板对于这套方案是认可的，但能否成交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能否接受新事物，其次是对一次性投入成本的敏感度。“买点菜机可能一次投入5万，而电子菜单系统则高出2万元左右”。
调研中更大的发现在于，商户最担心的是用餐者是否接受这样的新型点菜模式，以及是否会使用电子菜谱。“在人均消费水平100元以上的饭店中，很多消费者年龄在40岁以上，这部分人群对于这样新式的点菜模式能否接受是个问题”。
孔令博决定对公司策略进行调整，从单纯电子菜单供应商，向提供数字餐饮一体化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转变。“毕竟市场接受电子菜单需要一定过程，我们会提供一些过渡性产品，包括点菜机、视频点菜等。”
孔令博称，根据客户需要，从单纯产品提供向提供服务转变的调整使得电子菜单的推广速度加快。今年，包括德云社郭家菜等多家企业都开始使用孔令博公司奥琦玮不同类别的产品。
目前，电子菜单的研发已经进入到第四代。国内也有近13家企业参与跟进。“只有更多人跟进，才说明我们选择市场方向是没有错的”。来自中国饭店协会统计，餐饮信息化市场潜力约2300多亿元。
而对于跟进者的模仿，孔令博表示并不担心。他说，介入的公司大多数都跟进在硬件上，对后台的软件介入不深。“我们剥离了生产，专注做研发。把上游交给别人去做，是我们的优势”。
孔令博构想着，到市场足够大、足够成熟时，企业将给商家们提供网络菜单设计服务等。“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根据不同季节更换不同类型菜单模型，我们收取一定服务费用”。
现阶段，已经有很多风险投资看好奥琦玮的电子菜单项目，有风投对企业估值达到了7000万元，但孔令博目前还不想引入风险投资。“我们还是希望将企业规模继续做大再考虑融资的事情。”
成功创业者的经典故事(三)
红牛之父”从年薪92元到身家650亿
在《2015年胡润百富榜》上，有位隐形而低调的富豪。他亲手建立华彬帝国，业务横跨体育文化、旅游休闲、功能饮料、国际贸易、房地产及物业管理等诸多领域。他就是华彬集团董事局主席严彬，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泰籍华人巨富。
提起严彬，很少有人知晓。不过，提起他创立的“红牛”饮料、北京华彬国际大厦、北京沃德兰乐园等，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这些项目的持有者。 从一个落魄异邦靠卖血求生的青年，到富甲一方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华商;从一个下乡插队的知青，到游走于中泰高层的巨贾;这个当初贫困潦倒的穷小子，是如何一步步修炼成身家百亿的“红牛之父”的?
害怕穷困，不得已到泰国寻出路
1954年，严彬出生于山东一个贫穷的家庭，16岁初中毕业，作为那个年代必须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来到河南省林县插队。在这个与山西交界的极贫困地区，他干了整整一年，只得了92元钱。这一年里，他没见过几眼白面，天天吃的是红薯。
后来，太害怕穷困了，所以他选择去泰国寻找新的生路。
初到泰国，身上没钱，没饭吃，严彬曾卖血度日。所以，当找到一个肯收他打工的老板时，老板问他要多少工钱，他的回答很简单：管饭。与严彬一起在唐人街打工的学徒中，还有两个来自昆明的大陆人，他们三人都吃得特别多，而身为北方人的严彬比那两个南方人更能吃。老板娘不高兴了，说：北方佬吃得真多!于是，他只好每顿就吃一碗，然后自己拿工资去买米，煮熟后用酱油拌着吃。
打工期间，严彬特别勤快。别的学徒都是睡到8点钟才磨磨蹭蹭起床，而他5点钟就起来打扫院子，做好工前的准备工作。结果，不到两个月，他就被老板任命为经理。
正是因为这种常人做不到的毅力和坚持，严彬经过多年打拼，终于在30而立之时，于泰国创办了华彬集团，主要经营物业、旅游、国际贸易等业务。后来逐渐成为当地华侨中非常有实力的企业。
第一桶金来自房地产
严彬说：“每个成功人士的第一桶金都是最艰苦的，我真正的第一桶金是来自于1989年的房地产，那一次的房地产赚了那一栋楼，现在这个大楼还在曼谷的市中心，虽然装修老一点，但是历史的见证。”
泰国曼谷的华彬大厦位于曼谷市中心素坤逸路6巷，商业地理位置相当于北京的西单，共有两幢大楼，租住着300余户公司。大厦左边8米处是五星级的索菲特酒店，右边10米处是四星级的王朝酒店，后面5米处是准五星级国际公寓奥米尼大厦，前面则是一座铁门紧闭的城堡式富豪私家花园别墅。
在大厦方圆200米的范围内，还分布着著名的万豪酒店和喜来登酒店等。与这些建筑相比，华彬大厦在泰国房地产界的档次并不高：房屋老化、设施陈旧、保安不严……但就在这座大厦内，严彬设立了曼谷的主体办事机构，包括红牛维他命饮料泰国有限公司、华彬公寓管理公司等机构。
豪赌“胡子工程”，市场敏感靠悟性
能够获得成功的人，往往骨子里都有着冒险精神，严彬虽然低调，然而他的每一次投资，都是一场豪赌，虽然这赌局经过了缜密规划。
1995年对于华彬来说是有着突破意义的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在北京买下了当时的一座烂尾楼，后来将其开发成北京CBD的顶级商务楼华彬国际大厦。
当时华彬大厦拖了12年之久，是个“胡子工程”，也是没人敢接的烫手山芋。当时严彬找一位商业银行行长贷款，这位行长不无揶揄的说：“这楼在长安街旁立了12年了，谁要是还能把它建起来，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加之当时中国还未实行房改，房地产市场还无从说市场化、商品化，其运作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严彬却赌赢了。如今这里经常能看见各国政要、大公司董事长和名人出入。大厦门口也常年摆放着宾利和劳斯莱斯这样的高档车。泰国驻华使馆也曾位于大厦内。
市场敏感这个东西，严彬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市场敏感书里是没有的，关键是你是不是注意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冷静地去看待市场，企业到了一定程度，市场是第一位的。你不会做市场，不会看到你自己的消费人群，不会找出自己的市场空间，什么都是假的。”
严彬补充道：“1997年成功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例证。这点可以不惭愧地说，很多人都佩服我。从中国大陆来到泰国的人，能在金融风暴的前半年就把财产变成现金全调回大陆了，不敢想象呀。其他的企业都是拿美金在投，而且当时国家币值贬值近两倍，我反而是在赚钱，泰国的金融界提起这一点，都冲我伸大拇指。泰国华人也好，泰国企业也好，都没有这个敏锐度。这个还是要靠悟性。我每天晚睡早起，看很多报纸，中文的、英文的，动脑筋去琢磨。”
当然，严彬的投资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也曾遭过重大挫折。1994年的时候，华彬集团向昌平南口镇承租1000多亩土地，兴建沃德兰乐园，该乐园建成将成亚洲第一大的乐园。然而该项目最终却因未曾公开的原因而夭折，成为亚洲最大烂尾楼，随着2013年开始拆除，曾经的童话也终于梦碎，也成为严彬永远的痛。
耗费两亿做推广，“红牛”红遍中国
红牛功能饮料诞生在泰国，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发明这种饮料之初，正是泰国经济开始起步的阶段，这种以各种营养成分巧妙配合，能够提神醒脑、补充体力、口感好的饮料，很快就博得了人们的喜爱。经过长期不懈的辛勤耕耘，红牛先后在东南亚、中欧、澳大利亚等地逐步扎根，并且向四周各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不断扩大市场，目前已经成为行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品牌。在世界功能饮料行业中，“红牛”以销售总量和进入国家(地区)最多而闻名。其中，仅仅在泰国一地，年销售量就达到了10亿罐(瓶).
1995年，严彬开始回国投资。当时他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红牛”饮料对社会人群的意义，遂将“红牛”引进中国，在深圳特区成立了中外合资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因此，严彬也被称为红牛进入中国的牵牛人。
据知情人士透露，当年红牛进入中国市场时，卫生部曾就功能饮料的试验、审批等程序专门到国外进行了一段时期的考察。后来，经过卫生部审批，“红牛”才得以进入中国。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能量饮料的概念，因此有关部门将红牛饮料定义为特殊用途饮料。
当年“红牛”进入中国市场时，中国还没有能量饮料的概念，因此有关部门将“红牛”饮料定义为“特殊用途饮料”。红牛作为一个高价位、具有鲜明功能性的产品，第一年仅市场推广就耗费了两亿人民币。初期可以说走得很艰难，第二年后“红牛”才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累了困了喝红牛”的广告语被亿万消费者所熟知。
1998年10月，红牛建立北京生产基地，并将总部设立在北京，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是当时北京市最大的中外合资饮料企业之一。
严彬说：“企业到了一定程度，市场是第一位的。你不会做市场，不会看到你自己的消费人群，不会找出自己的市场空间，什么都是假的。”
后来，红牛成了全国声援申奥活动的著名企业之一，并举办了各种活动支持体育事业。当时红牛的口号是：为在改革开放中自强不息、蒸蒸日上的中国人民添力加劲。截止目前，红牛饮料仍占据着中国功能性饮料很大的市场份额。
站着睡觉的工作狂，用人不拘一格
有些公司为上市心机用尽，有些行业翘楚却坚持不上市，如华为、娃哈哈等，严彬和任正非、宗庆后一样，也拒绝上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严彬曾表示，“企业责任更多，有些人辛辛苦苦攒了一点钱，别去玩股票，好好干点实业的事都好。”
严彬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人。在2012年接受采访时严彬称自己是站着睡觉的，“我5点就起来，早起脑子才清楚，我属马的，马睡觉是站着睡”。“一年在全世界已飞了1300多个小时，共117天在飞机上，1分钟的成本是人民币40万。”而当年在建华彬国际大厦时，他一天能上下往返20次，检查每一层，看为什么出问题。
严彬用人不拘一格，好启用年轻人，往往能收到奇效。他认为“年轻经理人有朝气、视野广泛、善于学习，观察敏锐透彻、想象丰富新奇、勇于弃旧图新、善于随机应变”。
2003年，严彬决定任用当时年方33岁的方伟忠接任红牛中国区执行总裁，另一大将郭杰原本只是福建地区的一个代理商，也是偶然被严彬发现，就一步步提携成左膀右臂。而两人此后在华彬的表现也着实不同凡响。
为人低调，淡看繁华
经过20多年的时间，严彬已经使华彬集团成长为一个集体育文化产业、旅游休闲度假、功能饮料、国际贸易、房地产及物业经营管理、矿产资源等多种产业的跨国投资集团公司。该集团在新加坡、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瑞士等国都设立了分支机构。
将华彬集团做成这样一个庞大的企业，严彬本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在他低调行事风格的影响下，外界自然了解不多。据一位曾经在其集团内工作的员工透露，严彬的性格比较“强势”，多数时间喜欢住在华彬庄园的别墅内。
就连他的总裁郭杰讲述自己老板的经历时，言语间也会非常谨慎，谈到严彬的一些经历和背景，也总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尽管严彬也有自己的博客，但除了对其“红牛”饮料发展策略的分析外，并无个人情况的介绍。
即便拥有巨大的财富，严彬仍然低调。其实只要他想，一个电话就可以去美国打高尔夫，法国农庄品红酒，韩国济州岛垂钓。但在严彬眼里，坐奢华的宾利、高档的私人飞机，和坐70年代的自行车无异，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有这样的胸襟，又有过人的气魄和才能，我们相信，严彬和他的华彬国际的故事将会继续演绎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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