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发言人”群
今年1月14日，外交部新闻司和北京市外办共同举办了新年招待会。在会上，已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六年半、新闻司司长近三年的刘建超宣布了自己即将卸任的消息。他说，“我在外交部新闻司连续工作了十年，到了说再见的时候，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司长的身份主持新年招待会。”
刘建超还在新年招待会上向与会记者介绍了其接任者——原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一职的马朝旭。刘建超介绍说，新任司长马朝旭与他年纪相仿。“我们接触交往很多，他是一位经历非常丰富的外交官。”
时隔月余，60后马朝旭出色完成首次身份亮相。而在他此前的三个发言人，刘建超、秦刚、姜瑜，也都是六十年代出生。他们被视为“网络时代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或是“60后发言人”。
三个人中，刘建超2002年开始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六年过去了，他已升任新闻司司长，并且成为迄今为止任期最长的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的发言风格，被熟悉他的记者归结为“沉稳、大气、睿智”，而且从不回避外国媒体提出的敏感问题。
秦刚，被同事们公认为“帅哥”，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已逾三年，但他第一次亮相外交部新闻发布厅时的情景，仍被许多常年跑时政新闻的记者津津乐道。那天的例行记者会结束后，秦刚没有按惯例从发布台北侧的小门离开，而是朝发布厅的正门走去，当被工作人员提醒时，他笑称“还不习惯‘走后门’”。他的首次亮相，便以幽默的风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姜瑜，是目前外交部三位发言人中唯一的女性，她以清新的形象、柔美的嗓音和女性特有的亲和力，善于在发布会上营造和-谐的气氛，与中外记者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在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上，温和的她也会表现出强硬的姿态。
这三位“60后”，肩负着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任。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他们不仅要熟悉外交领域各项事务，而且经常要回答一些“非外交问题”。这是与老一代发言人相比，三位年轻的发言人面临的新挑战。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就成为外交部记者会的热门话题，为此，姜瑜多次与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沟通，积极回应外国记者的提问。
不说“无可奉告”
因为年轻，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心态也更加开放。对于曾经被戏称为发言人口头禅的“无可奉告”四个字，刘建超就曾表示，自己从未对媒体说过这四个字。他认为，发言人与记者之间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记者向你提问的时候，实际上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向公众解释的机会。
本着这种开放、有问必答的态度，从2000年开始，外交部新闻司设立了发言人移动值班电话，每天二十四小时回答记者提问，这种做法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这部移动电话由新闻发布处的工作人员轮流值班，下班后、节假日，不论干什么都得随身携带，随时准备回答问题。
曾长期在外交部新闻司发布处工作的邹建华介绍说，美国发言人在回答问题时，碰到回答不了的问题，有时会停下来翻看口径本，看完后再回答。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从未这么做过；美国发言人在拒绝回答某一问题时，表达更生硬，更直接。如，“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今天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不想说更多”等。
由于代表中国政府形象，外交部刚刚建立发言人制度的时候，发言人大多数时候都是“照本宣科”，一丝不苟地按照既定口径回答问题。发言人往往给人严肃、不苟言笑的感觉。邹建华对此也予承认，但他同时指出，这种现象已经在改变。
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建超于2002年6月的首次亮相，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由于当日适逢中国足球队亮相世界杯，发言人巧妙地用足球这一世界通行的语言，令外交部新闻发布厅变得格外轻松，展现出外交部发言人亲和幽默的一面。“这次发布会可能是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史上气氛最为轻松的一次，自始至终充满笑声。”邹建华说。
现在，年轻的发言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理念：“政策是国家的，但语言是自己的。”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三位发言人留下了许多“精彩语录”。
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外国记者屡屡提出“中国-军费不透明”的问题，秦刚在重申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后，突然话锋一转，反问记者：“如果你的邻居总是扒着你家的门缝窥视，还叫嚷"打开你家的门，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你作何感受？是不是该报警？”
而刘建超趣答“扔鞋”事件，更精彩传人。
2015年12月16日，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伊拉克时，一名伊拉克记者在布什举行记者会时向他扔鞋子，你对此有何评论？我们采访了一些北京民众，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件事情很正常，因为美国太强势了，你怎么理解这种情绪？
刘建超答道：北京一些民众怎么看这件事是个人的事，但是我认为对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有起码的尊重。这件事也提醒我在这里观察谁要举手提问题的时候，同时还要注意谁在解鞋带。
妙趣横生，又传表达意，赢得满堂喝彩。
不搞“出气外交”
作为网络时代的发言人，刘建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每次发布会后一个是看媒体报道，另一个就是看网友评论。他说，发布会实录在外交部网站刊登后，门户网站都会全文转载，什么样的评论都有，说好的说坏的都有，说自己太胖的也有，说你强硬的有说你软弱的也有。对于过于偏激的言论不用太理会，但如果有一个回答被“群起而攻之”时就得想想，是不是自己没说明白。网民的意见很值得我们重视，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表态更鲜活，更接近百姓，这就需要通过公共外交等方式加强沟通，大家对背景清楚了，就会更理解我们的表态。
刘建超说，外交需要老百姓的支持，民-意也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但外交又不能完全迎合，因为很多内情，不直接搞外交的人们并不太清楚。所以好多事情要适当地和老百姓讲。要重视民-意、妥为沟通，有人一时有误解也不能怪罪，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专业，这就需要外交官与公众进行沟通，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外交不能搞成“出气外交”，因为出气并不一定能办成事。
吃饭睡觉都在琢磨提问
由于经常在媒体上露面，三位发言人也拥有不少“粉丝”。热心的网友为他们分别在网上开设了“贴吧”，热议他们的精彩发言，有细心人还为他们在着装等细节问题上出谋划策。
不过，他们也并不是总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在2015年的一次外交部开放日上，刘建超向来访的大学生“诉苦”：有人给发言人寄来两粒钙片，讽刺发言人在有些问题上表态太软，需要补钙。
对于人们对发言人和外交政策存在的一些误解，姜瑜认为，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外交留给老百姓的印象太神秘，因此才需要通过举行开放日等活动，加强与公众的沟通。
曾长期在外交部新闻司发布处工作的邹建华参赞，曾作为发言人的主要助手，协助过崔天凯、朱邦造、章启月、刘建超等八位新闻发言人，参与和负责组织了近五百场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邹建华说，各种问题难不倒他们，这是发言人及其助手们事先精心准备的结果。为了准备发布会，发言人要熟悉国内外局势，正确把握政府的态度和立常他们每天都要大量阅读报刊、收听收看各国电台电视。可能吃饭、睡觉甚至上下班的路上都在琢磨记者的提问。
“中国面孔”背后
发言人背后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团队，即新闻发布处工作人员。他们全天候地跟踪形势，分析舆情动态，帮发言人设想问题，准备答问口径。据悉，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集体，十几个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仅在二十五岁左右。
邹建华总结这个处的两大特点：一是紧张。“别看一周就两次新闻发布会，但准备工作的工作量却是巨大的。每次就像打仗一般。一切都围着口径转，忙得不可开交。走路恨不得小跑，说话没有时间慢条斯理。在这个处工作时间长了，慢性子也得变成急性子。”
二是加班加点多，有时甚至天天需要加班。每次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新闻发布会的答问情况要整理成文并翻译成英文上网。“即使周末和节假日也闲不祝发生突发事件，随时会被召唤到部里加班。”
从1983年到现在，26年间，几任外交部长有两位曾担任过发言人。
首位发言人只说三句话
相对于这个“60后发言人”群，当初的发言人，似乎更“持重”一些。
据介绍，外交部第一次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举行新闻发布会，是在1982年3月26日，国务院前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就中苏关系发布消息。
钱-其-琛在他的回忆录《外交十记》里开篇就写到这场由他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首次出现在国内国际媒体的视野中。新闻发布会没有座位，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钱-其-琛周围。
1983年，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满足中国对外宣传的需要，外交部领导决定正式建立外交部新闻发布制度。其年3月1日，中国外交部举行首次例行记者会。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主持记者会并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刘建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二十多年了，发言人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不少变化。现在中国外交部每周在宽敞气派的发布厅里，举行两次例行发布会。以前发言人是坐着的，现在改成站着了；开始的时候只发布不答问，现在每次都要答问；以前限制发布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现在是不限制时间，所有记者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提问，每场发布会都到没人举手才告结束。
从这些变化中，能看出中国的开放在不断扩大，媒体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在增强，这也显示出，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的声音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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